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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别人要说了，伍家正没钱，但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啊。你是他拐子，你有钱，不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又是什么……”
1
长江穿城过，武汉的码头很多。管理这些码头的是港务局，下辖长江沿线几百公里的十来个站点。年底，陈娟中专毕业进了港务局机修车间，上班的站点就在老家J镇。长江在这里温柔地拐了一个弯，孕育出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逆流而上到武汉城区，那时得需两三个小时的水路。
刚进单位，陈娟第一次去劳保仓库领用品，就见到了保管员杨师傅。杨师傅一边干活，一边操着四川口音的武汉话跟陈娟拉家常，亲切随和又熨帖。陈娟很快便知道，杨师傅在单位人缘极好，而且她大儿子伍家桥在财务科做会计，大儿媳胡金兰在客运站上班，小儿子伍家正是“拖轮”上的加油工，二儿子伍家平还在部队——按政策，退伍后肯定也能回港务局上班——一家五六口人都在港务局家属大院里，可谓是“大户人家”，毕竟，那时家里能有一个人在港务局上班，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事了。
工作第二年，陈娟见到伍家平时，他正在港务局人事科办理上船手续，那昂首挺胸的身姿、四平八稳的步态，很有军人的风采。只是当伍家平向她表白时，不知怎的，陈娟眼前浮现的竟是杨师傅那张温和的笑脸。陈娟后来才发现，三兄弟当中伍家平最像母亲，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情。
恋爱中的小伙子总是爱吹牛。伍家平对陈娟说，他在部队入了党，当上了班长，退伍时连长和营长一再留他做志愿兵，不舍得让他走。
陈娟调侃他：“在青岛当兵多好，为什么一定要回武汉呢？”
伍家平这才正色道：“一家人回武汉，生活在一起，是我老头（武汉人对父亲的称呼）穷尽一生的心愿……”
伍家平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口汉正街人，60年代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毕业时本可留在武汉交通局工作，可他满腔热血，一心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便去了云南昭通，做了当地汽车总站的一名调度员。伍家平的母亲是四川宜宾人，初中毕业后就到安边镇供销社参加工作，因“家庭成分太高”，二十七八岁还没对象。昭通与宜宾隔着金沙江，两人就通过熟人介绍得以相识、相爱、结婚。老大伍家桥出生时，夫妻俩都将近而立之年。
给长子的名字里缀了一个“桥”字，是因为伍父常想念武汉长江大桥。相较于年轻时的理想澎湃，有了孩子以后，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偏远的大西南与繁华的大武汉不可同日而语，不想让儿子们一辈子窝在这里。在老三伍家正出生以后，他便开始了举家迁回武汉的计划。
伍父设想自己先行调回武汉，再接母子四人过去。在交通系统内部，他申请调到武汉港务局一个位于J镇的下属站点，颇为顺利。然而，在70年代，杨师傅想要跨省跨行业的工作调动，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往后近10年时间里，在长江岸边和金沙江畔，夫妻俩都生活在对彼此的翘首以盼中。
年冬天，46岁的伍父生了一场大病，没等来一家团圆，便撒手人寰。杨师傅带着3个儿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宜宾到武汉奔丧。医院的太平间转上殡仪馆的车时，伍家桥捧着父亲的头和肩，伍家平和伍家正一人捧着父亲的一条腿，杨师傅在一旁哭得晕了过去……
这一场景，伍家平终生难忘。那年他才13岁，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凄入肝脾的悲伤，只能学着大哥伍家桥的样子，憋红双眼，强忍眼泪。伍家正那时还未满10岁，他成了家里唯一可以一边嚎着“老汉儿（四川人对父亲的称呼）”，一边肆意放声大哭的人。
伍父实现了“就是死，也要把老婆孩子调回武汉来”的诺言——正是他的离世，让杨师傅得以被政策照顾，工作调动到港务局，母子们回到了父亲心心念念的武汉。
年春节前，港务局在家属大院的单元楼给伍家母子们分了一套两室一厅。那个家徒四壁的除夕夜，年夜饭是4碗酱油泡饭，加1盘刚从泡菜坛子里捞起来的泡萝卜。
当时住在武汉城区的小姑妈因病不能生育，也体恤兄长去世后嫂子自己拉扯3个儿子的艰难，很想把伍家正要去做儿子，但是任凭亲戚们怎么劝说，杨师傅就是不同意，“再穷再苦，也要把3个儿子都留在身边”。她相信儿子们长大后相互帮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伍家平说，他坚定地从青岛回到武汉，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也是希望能实现母亲的心愿。
2
一开始，陈娟觉得有杨师傅这样一位好母亲，伍家一定是一个和睦有爱的家庭。然而，现实显然跟想象的不一样。
就在陈娟结婚前，大嫂胡金兰几次当着家里人的面对伍家桥说：“三兄弟结了婚以后，就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互不相干。”
陈娟觉得莫名其妙——不都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吗？可作为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她也没好意思多问。待她进了伍家的门，胡金兰代表她家随礼块钱——普通朋友倒罢了，作为大哥大嫂，这钱着实是少了点。很快，伍家桥又私下塞给陈娟和伍家平元钱，说工资都被胡金兰管控了，这是他打麻将赢的，原本想赢个凑个整，给弟弟随个四位数的礼金。
大哥两口子的迷惑行为，让伍家平不得不给陈娟解释：原来，胡金兰是觉得，当年她结婚时伍家平还在当兵，只送了大哥一双部队发的皮靴作为贺礼。她还说，伍家桥从十六七岁就开始上班挣钱，帮着母亲养两个兄弟，“伍家人这辈子都亏欠着伍家桥，这辈子都亏欠着她胡金兰的”。
伍家平安抚陈娟说：“嫂子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多年，拐子（武汉人对大哥的称呼）也确实是做到了长兄如父。他有小家了，不可能总是顾着我们。拐子不容易，我们以后一定要对他好。”
伍家平又说，父亲去世时，成绩优异的大哥刚考上宜宾市一所重点高中，老师们都公认他有望考上武汉大学。而一家人从宜宾到了武汉后，不满17岁的他只能辍学顶替父亲成了港务局年龄最小的临时工，每个月拿着23块钱的工资帮母亲养家。
临时工就是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去打个替，伍家桥在财务科帮忙时，觉得自己是块做财务的料，于是有事没事就跑去帮忙，深得财务科长赏识。1年后，伍家桥成为正式工的同时，也成了财务科的小会计，期望着有朝一日坐上财务科长的位置。
除了应付自己的工作，伍家桥平日还要像大人一样，天天叮嘱两个兄弟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大学，一定要赚很多钱，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过，伍家平读书笨，特别是数学，学得脑壳疼，高中没考上，只好到码头上去“扫舱”——就是等运货的驳船把货物卸载完后，带着扫帚和麻袋过去，把遗漏在舱里诸如粮食、化肥等货物清扫干净，以便驳船下次装货。
每条船的扫舱费是10块一次——10个人扫也是10块，1个人扫也是10块。遇上大风大浪的坏天气，连着几天一条驳船也没有。一起扫舱的大都是港务局水手们从农村老家带出来的家属，或者像伍家平一样读不进书又不够招工年纪的职工子女。家属们为抢地盘，一个赛一个泼辣，那些孩子们在码头上也是混得天不怕地不怕，刚出学校门的伍家平常常被挤出扫舱队伍，站在船边喝西北风。他扫舱挣得最多的一次是2块钱，最少的一次是5角钱。显然，这活儿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伍家平来说，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因为他不可能像大哥一样顶替父亲成为正式工，而按照当时的政策，从部队退伍的职工子女也能成为正式工。
到了年的征兵季，伍家平看着天天跟自己一起扫舱的伙伴王大伟被选上时，心里很是羡慕，可他年龄不够，只能暗暗着急。伍家桥看出了大弟的心思，买了一条游泳牌香烟，趁着天黑送到人事科长家里，求人家第二天带他去派出所找熟人，把大弟的年龄改大1岁。就这样，17岁的伍家平，后来成了海军航空兵的一名新兵。
伍家平去部队那年，伍家正14岁，刚上初二，常常考满分。伍家桥曾说，小弟读书天分高，将来一定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他在学业上能走多远，我就供他走多远”。可伍家正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他经常逃学，跟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或许是觉得既然两个拐子也都没念多少书，还能一个坐机关一个当了兵，那么凭他的聪明，一定能混得比他们更好。
伍家桥知道后，怒不可遏，一天晚上，他从街上录像室里把伍家正揪回家，当着母亲的面要小弟跪着承认错误，从此好好上学。伍家正怒视着他，就像那天在父亲的葬礼上一样哭嚎：“我只给老娘下跪，我不要你管！”
母亲的眼泪让伍家桥下不了狠心再责骂弟弟，只能无可奈何地摔门而去。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长江航运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港务局除了客运和货运码头业务，还连续增加了2条拖轮、8条驳船，开展了货运业务，招收了大批合同工——那时国企体制改革已初显端倪。
又是在伍家桥的周旋下，刚刚初中毕业的伍家正成为编号拖轮上的一名合同制机舱加油工。伍家桥觉得小弟只有远离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哥儿们，才能成才，若是肯钻研，以后做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乃至“老鬼（武汉方言里对轮船机舱最高职务轮机长的行业俗称）”，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样能出人头地……
听了伍家平这些话，陈娟对大哥感恩在心，对大嫂也是尊重有加，和和气气。她甚至也学着伍家平和伍家正一样，大包大揽了侄子伍剑的零食和玩具，以致伍剑成了院子里同龄孩子最羡慕的对象。若是哪家孩子想缠着家长要同款，就会被说：“谁让你没有大叔叔和小叔叔呢。”
伍家兄弟三人早就商量好，老大老二结婚都找单位分房，母亲的这套房就留给老三结婚，到时母亲就跟老三一起住。伍家平结婚的新房，跟大哥伍家桥当时一样，也是单位“鸳鸯楼”上的一套单间。
“鸳鸯楼”曾是港务局最早的办公大楼，后来在长江边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后，这栋3层楼房就用来安置新成家却还没有分到单元房的年轻职工，久而久之就被戏称为“鸳鸯楼”。楼里每一层只有1个公厕，做饭只能在过道里，生活十分不便。为此，杨师傅也像当年对胡金兰一样对陈娟说：“你们洗漱吃喝都在我这屋里头吧，晚上过去睡觉就行。”
可当陈娟把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交到婆婆手里时，她却不肯接：“你是新媳妇，这头一个月你是应该吃我的。”又嘱咐她：“以后，有什么事别跟你大嫂一般见识，也别学着她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她。不然，你就成了跟她一样的人。”
陈娟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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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伍家正做了拖轮上的三管轮。那时港务局的经济效益空前的好，船员跑一趟江，光奖金就有1千多。伍家正拿着比他的两个拐子多得多的工资奖金，风光无限，很快就迷上了打麻将，抽烟、喝酒样样不缺，衣服鞋子非名牌不要。常常是这个月找同事借钱，下个月发工资再还，存不下一点钱。
伍家正的女友是港务局幼儿园的老师秦惠，人长得漂亮。她不仅不反对伍家正昼夜不分地打麻将，甚至还用自己的工资贴补他，哪怕被输个精光，她也不说半句不好。
兄弟三人就伍家平不会打麻将，平日自觉把工资交给老婆。杨师傅常跟陈娟说：“你跟老二是真正的恩爱夫妻，你们的日子过得是我最放心的。”陈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伍楠楠和伍妮妮出生后，杨师傅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忙照顾，让夫妻俩好好上班，多拿奖金，以应付比别人多一个孩子的生活。
这时，胡金兰和伍家桥作为“双职工”，已经分到位于杨师傅家楼上的一套两室一厅。胡金兰认为婆婆当年只是帮她带了一个孩子，而现在一下子要帮老二带两个孩子，这样算下来，伍家人亏欠她更多了，一天到晚就“咚咚咚”上楼、“咚咚咚”下楼，甩脸色给婆婆看。
陈娟的孩子不到两岁时，秦惠怀孕了，必须得马上结婚。杨师傅的家要成伍家正的婚房了，而“鸳鸯楼”上那间十几平的单间显然挤不下一家四口的生活。为了不让婆婆为难，陈娟“嫁一返三”地回到娘家去住，只等着港务局集资楼建起来，带着孩子搬新家。
年，大势所趋，港务局进行了“房改”，原本已经分配住房的职工，根据住房面积交一定数目的钱，买断房子的所有权；新建的住宅楼，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各出资一半，故称为“集资楼”。对于伍家三兄弟来说，就相当于老大、老三各花6千多块钱买了旧房子，而老二花了3万5买了新房子。
房改之前，港务局还新购置了一条吨级的“自航船号”，专门承包给职工经营，安置富余的船员。第一轮承包人据说赚了不少钱，惹得旁人眼红，吵吵闹闹中，这一年单位规定，每一轮承包期为3年。
伍家桥也加入了承包的竞争队伍。此时他已经是财务科主管会计，迈上财务科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儿子伍剑也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期，他若长期不在家，对孩子成长肯定不好。但或许是想着能赚大钱，或许是疲于与胡金兰日日相对、时时吵架，最终，伍家桥拿下了“轮”第二轮3年的承包期。
从这一年开始，伍家桥基本上不在家里。他上船后没多久，杨师傅有一天突发脑溢血。事后胡金兰给陈娟传的话是，老三平时没存下什么钱，结婚时花光了母亲的积蓄不说，还找人借了不少钱。杨师傅发病的那天下午，老三跟船队去了上海，有两三个人到家里来管秦惠要钱，起了一点小争执，杨师傅一时急火攻心，血压飙升。
伍家平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伍家桥和伍家正也连夜往回赶。杨师傅住院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还是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好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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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生病的同时，伍家三兄弟的生活和工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公路运输的飞速发展，大货车成了货运市场的主力，汉施公路建成通车后，从J镇到武汉市区公交车只需1个小时。港务局的客运和货运效益大幅下滑，昔日热闹繁华的客运码头冷冷清清，拖轮和驳船运输货源紧缺，一度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紧接着，港务局就被卷入了国企改革的滚滚浪潮中。为了赚钱，从港作船调到码头趸船上做水手的伍家平，只好跟对班的同事商量，他来值所有的夜班——这样下班后他就能去陈娟娘家旁边一所中学的大门口出早摊卖热干面，每个月赚几百块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调班的同事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他同情伍家平“伢（武汉人对孩子的称呼）多”，“不搞点外快养不活”，从不对领导汇报伍家平上班时间在外面摆摊的事，伍家平也会逢年过节买两瓶好酒送给老师傅表示感激。
而伍家正也跟船员一样，排不上多少班，只能领到60%的工资。在家休息时，他混迹于各处麻将馆，输输赢赢，反正总有钱过手。秦惠在外面跟别人合伙开起了一家美发店，他们的儿子伍登完全由姥姥姥爷在照顾。
伍家桥承包“轮”不到1年，长江货运市场就日渐式微，为了支撑业务，他找武汉的叔叔和大姑妈借了几万块钱作周转金——其实这些钱本可以不借，可他赚回的钱都在胡金兰手里，只能进不能出，令他很是苦恼。他眼睁睁看着母亲半身不遂地整天蜗居在家里，板着脸跟两个兄弟打招呼：“你们都注意点，莫在老娘面前提乌七八糟的事，不然以老娘的脾气，急都急‘过去’了。”
作为大哥，伍家桥眼睁睁地看着大兄弟起早贪黑地赚着零票子养家糊口，小兄弟天天在麻将桌上等着上船的消息……可他也是自顾不暇，再也不能像从前港务局形势大好时那样，想个办法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于他的小家庭，他再也赚不到大把的钱交到妻子手里，胡金兰不高兴的脸拉得更长了——除了借，除了欠，他还能怎么样呢？
这种不再被人依靠、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状况，逐渐消磨掉伍家桥的心性，让他愈发自怜自艾起来，整天待在船上不回家。伍家平跟他打电话，他常把“眼不见，心不烦”挂在嘴边。
整个港务局家属大院都失去了往日安稳的气息，人们都变得惶惑不安，都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了。有的人像伍家平一样在小镇上摆摊谋生，有的人像伍家桥、伍家正一样，等着港务局效益能够好起来，还有的人投亲靠友去了外地找工作，甚至举家外迁。
在这样奔波困顿的情形下，伍家三兄弟都忽视了母亲的存在。伍家平的家与杨师傅家只隔了一个篮球场，那时他一对双胞胎已经在上幼儿园了，孩子们上下学时，杨师傅会准时准点站在二楼家里的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孙子孙女走过来，又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走过去，有时还会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地抹着眼泪，其情切切，令陈娟心酸。
陈娟曾经很想遂了婆婆的心愿，将她接到自己家来住，但是又惧怯会被胡金兰像唠叨秦惠那样，说自己照顾婆婆就是为了领婆婆的退休金。有一天，陈娟在路上遇到婆婆家对面的老邻居张孃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张孃孃说：“这事老大不开口表态，你们做老二的怎么好做决定呢？做了决定是有责任的，或者三兄弟得开个会商量一下。”
然而，直到年秋天杨师傅去世，疲于奔命的伍家三兄弟，都没能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该怎样安顿母亲的孤单寂寞。
这也是伍家平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多年后，他流着眼泪对陈娟说：“我为什么非要等拐子发话，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就当老娘只养了我这一个儿子，我一想起老娘眼巴巴望着我的样子，就觉得我有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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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革的大浪不会因为一家的悲欢而停歇。年，陈娟成了第一批下岗人员，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胡金兰和秦惠也相继下岗。曾经的伍家三兄弟都是“双职工”，家属大院里的人艳羡不已，如今却变成了令人同情的现实：这一大家子，十来口人，可怎么办？
伍家三兄弟的生活也陷入了更多困顿。
先是秦惠出轨一同开美发店的美发师，伍家正说他早就知道此事，一直想离婚，只是碍于母亲住在家里，闹出来怕母亲伤心，现在母亲不在了，他也就很快办理好离婚手续，秦惠带着3岁的伍登，回了娘家。
港务局的拖轮和货轮基本上已经处于停运状态，船员们连60%的工资都领不到了，眼看着小弟离了婚，工作也快保不住了，伍家桥就想让他到自己尚在正常运营的“轮”上做事。结果胡金兰冲上船去，把伍家正的行李一把甩进了长江里，说丈夫是“自己屁股流鲜血，还帮别人治痔疮”。
伍家正倒也硬气了，把家门一锁，重新置办行李，找到在武汉城区做餐饮酒店运营经理的表弟，在一家酒店后厨找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总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
0年夏天，铁哥们王大伟请伍家平喝酒。酒过三巡，王大伟说：“你晓得不，你拐子给你找了个小嫂子，蛮漂亮的。”
伍家平瞪他一眼：“你少放屁。”
王大伟说：“港务局满院子里的人都晓得，就你大嫂不晓得，未必你也不晓得。”
伍家平问：“么时候的事？”
王大伟说：“你老娘走之前就有的事。”
那个“小嫂子”是伍家桥在船到汉口上岸逛街时在一家发廊认识的，后来就干脆带着住在船上，之后更以业务忙为由不回家了，反正胡金兰向来把钱看得比人重，钱回了家，就不管人回不回家了。
那年，伍家平的大侄子伍剑已经念初二了。学校报名头一天，胡金兰的二姐找到陈娟，历数伍家桥在外面找女人不顾家、胡金兰天天躺在床上流眼泪的伤心事，说胡金兰现在连儿子上学报名的钱都没有了，又不肯拉下面子找兄弟帮忙，只好她这做姐的出面了。
知道了情况的伍家平打“拐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伍家正说：“莫听胡金兰她姐瞎说，拐子以前赚的钱都在她手里，她就是不肯拿出来，什么没钱报名上学？她是觉得我们伍家到现在都亏欠她的……不过，现在拐子也确实是亏欠了她。”
伍家正还告诉二哥，胡金兰没经过自己同意，就把他的房子（杨师傅的房子）租出去了，好几个月了，他才知道。他打电话，胡金兰不接，是侄子伍剑接的。孩子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奶奶的房子，我现在没饭吃了，只能租房子出去。”伍家正火了，一字一顿地说：“你小叔叔我，也有个儿子，他叫伍登，他现在也没饭吃了。”然后坚决表示不同意出租。最后，租是退了，但是胡金兰收到手的几个月租金并没有给他。
伍家平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时他的一双儿女正上小学，用钱的地方多。他在学校食堂里面租了一个摊位，专门卖热干面，1块5一碗，钱挣得艰难。但是感念大哥的恩情，在第二天侄子伍剑到家里来要报名费时，陈娟仍然给足了钱：“拿去，这是你大叔叔给你的，不用还。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
伍剑一日三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有时候去别的摊位吃，也不付钱，说是他妈没钱给他吃饭，就等着大叔叔伍家平去买单。
1年初，伍家桥的“轮”也停运了，除了欠着原来在船上的港务局船员不少工资，在外面也拉了债。他一回家，要债的人就上门，他干脆就不回家了，带着相好的到武汉城区去找伍家正。
伍家正彼时跟着酒店的一位师傅学做烧卤，低三下四，“连师傅的内裤都得洗”，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面对落荒而来的大哥和“小嫂子”，他把租住的斗室让出来给他们，自己晚上睡在酒店楼梯间里，之后又帮“小嫂子”在酒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伍家桥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不愿接受命运的滑落，一心认为还能东山再起。他不愿去酒店里做“低档活”，就靠“小嫂子”养着，靠小弟接济。
一天，伍家正给伍家平打“拐子这几天牙痛，天天打吊针，我实在没钱再帮他付药费了，你能不能送点钱过来？”伍家平挂了电话，悄悄地从孩子房间书柜里抽出几本书，书里夹着的几张5块10块块的钞票，陈娟就当作没看见，感觉丈夫就像当年的大哥一样可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又过了一年，伍剑没有考上高中，胡金兰让他到大叔叔家里借5千块钱，想花钱买一个上高中的名额。
陈娟想不通，对伍剑说：“你妈原先不是给你存了一笔教育保险金嘛，可以取出来用啊。”
伍剑说：“我妈说那个保险金提前取出来不划算，那么多利息就没有了。”
陈娟就反问：“你大叔叔把钱给你上学，你弟弟妹妹的学费怎么办，我找谁去借呢？”
她其实就是气——5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胡金兰凭什么就让孩子来跟她开口？曾经有那么几秒钟，她想起来婆婆对自己的教导，但是现在婆婆不在了，她不想太过委屈自己了。
第二天，伍剑路上遇到伍家平时，头一扭就不理他了。伍家平回家气得连饭也没吃，怪陈娟不借钱也就罢了，还跟孩子说那些话。陈娟赌气说：“就算你们两个做兄弟的亏欠拐子的，我不亏欠大嫂的吧？我得顾着我的两个伢。”
胡金兰硬是不让伍剑去上高中，而是去了建筑工地上跟人学做泥瓦匠，院子里有人问起来，她说：“谁让他大叔叔不支持他读书呢。”
直到1年后，也许终究是于心不忍，也许是看到两个小叔子确实是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为自己的儿子花钱了，她才拿钱出来，在娘家那边找关系让儿子上了高中。
3年下半年，伍家平连借带贷，用10万块钱承包了学校的食堂。伍家正便找到他，商量说想把拐子叫回家来，到食堂里做事，不能再让他在武汉跟“小嫂子”待在一起了，还是得回家好好过日子：“我已经管拐子两年多了，也该轮到你管管了。”
伍家平叹气说：“我已经管了他儿子两年多了，也就落个侄儿不认叔的下场。”
伍家桥本不愿回家，他觉得没有了赚大钱的机会，还得靠两个兄弟帮衬着，回家没什么脸面，更不想面对妻子那张始终阴霾的脸。他不担心儿子——胡金兰手里的钱足够把儿子养大了——他的踌躇满志都丢在长江的风里和浪里，只想这样在外面混一天算一天，只要身边年轻的女人不嫌弃他就好。
可在两个兄弟的说服下，他终究还是回家了——他们夫妻俩私底下协议，要么胡金兰把手里的钱拿出来，各人分得一半离婚，要么胡金兰既往不咎，大家凑合着过日子。胡金兰选择了后者，依然是一副淡漠的样子。
伍家正也离开武汉回到J镇跟秦惠复婚了。复婚是秦惠提出来的，她说孩子慢慢大了，总是要找爸爸。复婚之前，秦惠在小镇有名的“好吃街”上接手了一家名叫“食顶轩”的小餐馆，以此为由，让伍家正“回来帮忙”。伍家正目睹了大哥不回家后大侄子的样子，不想自己儿子伍登重蹈覆辙——既然大哥都被劝回了家，那自己也回家吧。
可伍家正在武汉待了几年，手里也没存下一分钱。他找伍家平借钱置办些生活用品，伍家平说：“钱是不会借你的。你需要什么，写个清单，我让你二嫂给你置办齐全。我怕钱一过你的手就没有了，还得找我要。”
伍家正“嘿嘿”地笑着，算是默认。
陈娟心疼这个没心没肺又好面子的小叔子，给他买的都是从前他认为最上档次的海飞丝洗发水和力士香皂。伍家平说：“你这可真够奢侈的。”陈娟说：“莫为了节约几个钱，掉了你兄弟的档次。”
这一年是4年。整个社会经过国企改革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阵痛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伍家正和秦惠的“食顶轩”虽然只有五六张台位，但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在小镇就有了名气。
伍家平的食堂经营得也很顺利。他安排伍家桥做了粉面档口发货的师傅，每个月工资明面上跟其他员工一样是1块，但陈娟私底下会再给他块钱。这样基本够得上他家里的伙食开支了。
不过，伍家桥放不下拐子的架子，做事是很能干，但派头俨然盖过老板。伍家平每天看着拐子在自己店里昂着头出出进进，不管他状态如何，都觉得心安：三兄弟的生活，似乎重新回到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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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伍楠楠和伍妮妮11岁了，两个孩子像小树苗一样地窜着个儿，乖巧可爱，这让伍家平和陈娟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伍楠楠被确诊出脑瘤，伍家平和陈娟带着儿子跑医院，专家教授都劝他们放弃，说坚持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人财两空”。伍家平没有轻言放弃，当机立断，将做得红火的学校食堂以5万元的低价转出，在一位医生的建议下，去医院，寻找儿子生命的希望。
得知老二要转让学校食堂，伍家桥第一时间就走了，他跟胡金兰一起去到儿子上高中的镇子，用他在食堂学到的手艺开了一个早餐店。他都没问一句、医院病床上的侄子，就在兄弟的生活里消失了。
伍家平夫妻俩带儿子去广州的那天早晨，伍家正花块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武昌火车站。两个月后，伍楠楠痊愈回家时，又是伍家正租车将一家人接了回来。
港务局给大部分职工买断了工龄，伍家平按照工龄拿到了2万5千块钱的安置费，连同手里所有的钱一起，救回了儿子的命，从此倾家荡产。在夫妻俩抱头痛哭的夜晚，伍家平发誓一定要赚大钱，以防儿子病情万一复发：“从今往后，只要我儿子好好的，我就什么也不怕。”
伍家桥和伍家正也拿到了相应的安置费。在得知拐子会回单位来领这笔钱时，伍家平叫上弟弟一起，将领到现金的伍家桥堵在财务室门口：“你还欠着院子里的人在‘轮’上的工资，就用这钱都还了吧，免得日后回家不好见人。”
伍家桥说：“那不行，钱都还欠账，我跟胡金兰没法交代。”
伍家正说：“那你就问问大嫂，是要你的钱，还是要你的脸。”
就这样，在两个兄弟的陪同或者说是押送下，伍家桥手里拿着现金，一家一家地上门，还了院子里老同事的钱，收回了搁置了几年的欠条。再见面时，胡金兰对两个叔子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6年初春，伍家平看好一处闲置的楼房，想要跟伍家正一起做一家大酒店。“食顶轩”的体量已经容不下伍家正日益壮大的理想——做J镇餐饮行业的龙头老大。
那几年，J镇大量的农田扩展为城区，版图面积成倍增长，开车去武汉城区也不过半小时了。随着振兴长江航运的国策实施，“长江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的优势又一次体现了出来，镇子变成了小城。身家颇丰的伍家正和已倾家荡产的二哥一拍即合：兄弟两人各出资一半，做一家J城最大的餐饮酒店，伍家正图名，酒店沿用“食顶轩”的名头，他做总经理，伍家平图钱，只为赚钱养家，做后勤经理。
伍家平没有勇气像拐子一样去武汉找叔叔和姑妈们借钱，陈娟在她父母的帮助下，借遍了娘家亲戚，凑齐了投资款。
这年秋末，营业面积上千平的“食顶轩大酒店”开业，一时风头无两，门庭若市。J城的人们都以请客吃饭能在“食顶轩”订到座位为荣。伍家正西装革履，春风得意，他觉得自己又一次站在了人生巅峰。伍家平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