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医学从巫术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后，医患纠纷便是一个躲避不过的话题。
在医巫不分家的时代，病人被认为是“被神抛弃的人”，医术所发挥的效果被看作“神明的圣迹”。
这个时候病症治好与否全依赖神明，医生的责任很小。
西周建国之后，医术逐渐分明地从巫术中脱离出来。《周礼》中已经明确有“医师”的说法，但此时的医学仅限于为王室和贵族服务，平民无法享受到来自医生的治疗。
春秋战国的大变动让医术从王室走入民间，第一批自由行医的医生出现，“医”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随着学医、行医的人日渐增多，能够被医生治疗的人越来越多，医患纠纷也随之出现，难以禁绝。
一、医患纠纷中的悲剧案例近些年的新闻中不乏医患纠纷升级成为刑事案件的报道，追溯到千年前，古代的医患纠纷同样不乏类似案例。
因为古代能够享受到医者治疗的多为上层人物，患者与医生间地位的不对等导致吃亏的往往是医生。
华佗流传最广的当属名医华佗的遭遇。
华佗作为中医外科圣手，一时颇有声名，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均备受推崇。早年关羽与曹仁对战时手臂被一支*箭射中，华佗仰慕关羽声名专程来为他治病。
“刮骨疗*”之后，关公之勇与华佗医术之高均被捧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刮骨疗*几年后，已经被头疼困扰多年的曹操派人请来了华佗。华佗并非任意一国的官员，没有只能为蜀中大将治病，不能给曹操治疗的忌讳。因此，华佗被请来时是真的抱有治病救人的心态的。
华佗提出的方案是，这病只能长期疗养，无法短期痊愈。一开始曹操听从他的方案疗养，当然华佗也要一直居住在曹操近旁。
久而久之，名医想家了，华佗便以“当得家书”为名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华佗为曹操诊治（影视剧片段）谁知这一去他就不愿意回来了，每每以自己妻子生病推脱。曹操作为“实际上的”一国最高统治者，岂能容忍华佗给自己治病，治到一半就走了？于是他派了人专门去看华佗是否在撒谎。
一代名医因此被曹操下狱，不久后下令处死，即便是曹操身边备受信任的谋士荀彧求情都没能被赦免。华佗死后曹操并没觉得后悔，反而认为华佗故意拖着不给他治病。
直到数年后，曹操的儿子曹冲生病，遍访名医而不能治。曹操这才悔恨当年杀掉了华佗，叹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兒强死也”。
曹冲（影视剧形象）华佗为曹操所杀，还可以说是他自己跑回家不愿意给曹操治病所致。相比之下，春秋时期名医文挚的遭遇更令人唏嘘。他分明治好了病人的疾病，却仍然不得善终。
文挚是战国著名医生。当时齐国的齐闵王重病，专门派人去宋国接文挚过来治病。文挚诊断后，对齐国太子说：
“这病必须要让齐王生气才能治愈，但齐王生气了，我的命估计就保不住了。”
战国名医文挚齐太子对文挚承诺道：“你尽管治，不要害怕，我和母亲会拼死保你一命。”
文挚信了太子的话，在给齐闵王看病时做出许多以下犯上的举动，如和太子并排走，穿着鞋踩上了齐闵王的床诊治，甚至踩了齐闵王的衣服。
已经暗怒的齐闵王一个字都不想跟文挚说，文挚为起到治疗的作用，又“出陋辞以重怒王”。可能是被骂了一顿的齐闵王一下子气得狠了，当即吐了出来，病马上就好了。
齐闵王（影视剧形象）文挚履行了自己医者的职责，却实实在在不太懂人心。
被激怒的齐闵王根本不听太子和太子母亲的话，执意要处死文挚，甚至采用了一种极为血腥的办法：“以鼎生烹文挚”。可怜同样是一代名医，最终落得如此之惨的下场。
正因当时医生的地位相对较低，接诊时甚至会出现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扁鹊才提出了著名的“六不治”：
一、傲慢放纵，讲不通道理的人不治；
二、只重视钱财的人不治；
三、对身外之物特别挑剔的人不治；
四、病入膏肓者不治；
五、体质敏感者不治；
六、相信巫术的人不治。
扁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医院中也会是十分难缠的存在。扁鹊能够总结出这“六不治”，可见他的行医经验必定十分丰富。
而即便是给自己规定了“六不治”的扁鹊，也差点死于权贵之手。
他第一次见齐桓公，便看出他身患有病，劝其治疗反被嘲讽：“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又见两次，发现桓公之病越来越重，齐桓公却始终坚持自己没病。
齐桓公等到过了约一个月，扁鹊再看到齐桓公时掉头就走。桓公不明所以，派人去问原因，扁鹊告诉他：“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说完这话扁鹊就逃到了秦国。
要不是扁鹊真乃神医，看出齐桓公命在旦夕，心知治不好必然要被怪罪甚至丢掉性命，说不准一代神医也将终结于此。
二、古代医患关系中的乱象在面对权贵，特别是王权、皇权时，医者在地位上处于绝对的弱势。但当面对平民百姓时，掌握着生命健康的医生又往往有一些话语权。
知识和话语权的不对等，使得古代医者行医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乱象。
中医入门基础篇《大医精诚》中，孙思邈强调“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每一行当中都难免有一些心思不纯、品德不高尚的人，哪怕他们背过《大医精诚》，也会利用自己所学谋求不义之财。
药王孙思邈古时医生诊疗没有固定的收费金额，富贵人家多给一点，贫苦人家就少给一些。
由此产生了成习惯的“收红包”，即病人病愈后，往往会再给医生准备一份礼物或礼金表示谢意。
如当年唐高宗李治生病导致“目不能视”时，御医秦鸣鹤大胆采用放血的方式治疗，起了奇效。武则天因此专门亲自送了他很珍贵的礼物。
大医精诚（部分）宋时饶州一名医杨道珍以针灸闻名，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当地有一个叫做余百三的富户得了重病，请了十几个医生都没有治好，最后来请杨道珍时。
“许以三十千，方为领略”，就是花了三万贯才请来了这位杨大夫。治好后，又另给杨道珍封红包致谢。
当医生医术高明的声明传开，再加上“收红包”的约定俗成，就很容易催生千金难请的名医。
明代初期时杭州有一个医生名叫陶华，治疗伤寒极其拿手，号称“一服而愈，神效莫测”。正因名声显赫，不愁没有病家上门，所以没有极高的诊费是请不动的。
清代中医手抄本药方清代也有类似的案例。有一名叫做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手中有一味解砒*的秘方。谁要是想找他看病，必须拿出非常高的价格。
如价格不能让蒋大夫动心，他“坐视其死而不救”。中*比得了伤寒更加危急，且伤寒有可能自愈，中砒霜类*药则极难保命。蒋大夫实则比陶大夫还要贪财一些。
宋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雏形，时人往往重利，医者也不能免俗。据传有一名叫做王居安的秀才，被痔疮折磨多年。
后听闻浙江萧山有一个大夫擅长治疗痔疮，因没有足够的钱财将大夫请来，便自己坐船前去找大夫诊治。
古代药房模型大夫倒是给他洗肠医治了，但在治疗结束之前，秀才的大肠还捏在医生手里的时候，这名大夫开始跟他谈“红包”的大小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王秀才只能将自己身上的所有财物全部交给大夫，大夫才同意继续治疗。
因为往往是名医才能够被人看重，收取高额诊金和“红包”，所以医生都非常注重开拓自己的名气。
清代名医叶天士治疗江西张天师后便没有收取诊金，只要求张天师为他做宣传，张天师果然当众称他是“天医星”来给他增加名气。
叶天士雕塑等到叶天士自己成为名医后，又有很多医生找到他，就希望得到他的一句称赞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三、唐代以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韩愈的《劝学》篇中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一句，其中“医”被与乐师等并称，可见在唐朝以前医者地位并不高，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行当。
地位不高的医者却往往掌控着患者的性命，由此，唐代以后往往会出台法律规范医者行为。
唐代重视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方药典《唐新修本草》。
除此之外，在《唐律》中也有了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如规定医生用药如果与药方不一致，致人死亡的情况要流徙两年半，即便没有致人死亡或使病情更重，也要处以杖责六十的刑罚。
《唐律疏议》随着医术发展和学医人数的增多，行医中的乱象增加了不少。《元律》中不仅有关于医疗事故的规定，还专门制定了严格的条律惩罚假医生。
此外，元朝对“惠民药局”的规定十分详细，要求各地惠民药局免费为贫民百姓诊治。
以严苛著名的明代律例对医生误诊致人死亡的情况“以过失杀人论”；诈称没有病的人有病，从而取不义之财者，以盗窃论；用药故意杀人者斩。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引入了第三方作为鉴定，明确规定致人死亡的情况要让其他医生过来辨认处方和诊疗方式。
《大明律集解附例》《明律》应用中还会有类似“吊销执照”的处罚，《盟水斋存牍》中记录了一例。医生刘期兴治死了何洪，何洪的哥哥将此事闹上官府。
刘大夫不仅不认罪，反要诬告何洪家人。最终刘大夫被判处杖刑，此后不准行医，行医所得被收缴。
尽管法律中已有规定，但古代医患间出现纠纷时，还是私了的情况更多。用于制约医生行医、患者不闹事的更多还是道德而非法令。
其中，医家论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是制约医生的重要方面之一。
扁鹊行医图宋代《医说》中收录了十二个有关因果报应的案例，既有因行善、不求钱财而获得好报的例子，也有因贪财而遭到恶的例子。
其中有一个贪财的医生名为徐楼台，在治疗患者到关键时期时，要求患者额外支付25两银子。病人的儿子怒而不给，后续尽管在族人劝说下又同意给了，但因为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病人还是去世了。
不到一年后徐楼台患了不知名怪病，一直在喊着那名去世病人的名字说“莫打我”，数日后便去世了。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改嫁了。
古人行医图因果论和功德论是对医者行医的约束，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关系起到了改进作用。但道德终究不比法律的强制约束作用，还是有许多医生会用不道德的方式收取高额诊金。
约束患者相对更难，只能医生自己主动地选择不救治什么样的患者。清代发展出了“十不治”，除扁鹊“六不治”的情况外，还包括特别聒噪、怨天尤人、广行杀戮、寝兴无度、讳疾忌医等情况不予诊治。
结语医患纠纷是行医过程中逃不脱的话题。古代医者多为有权势的人服务，底层百姓很难接触到医术高明的医生，即便有少数能接触到医生的人也很难付得起诊金。
医生的地位因此固定在了权贵与富户之间，服务于权贵时医生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寻常富户又可能被医生拿捏。
今日，几乎每医院接受治疗，医生也有了专门的行医场所和比较固定的工资收入。相比于古代，医学知识和医生的信息都更加透明，这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然而，正因医生和患者的人数都在增加，冲突和纠纷的数量也在随之增加。法律可以约束医生行医，却很难约束患者以非武力冲突的方式闹事。
增进医患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根本解决方式或许还是需要进一步普及医学知识，以及进一步提高大众素质。
参考文献《大医精诚》
《宋史》
《唐律疏议》